“这两天江边立了‘禁止通行’的牌子。”她难过的告诉我。
“为什么?”那可是我们的最后一片乐土。
“不知道,好像在搞建设,估计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去了……”
我发了一个难过的表情,这真是太糟糕了。
“我隔壁床的叔叔昨天晚上走了。”我告诉他。隔壁的床位早已经被护工清理干净,等待着下一位住院者的到来。
“为什么?”林雪如很快回复我,“我前天去的时候,他还笑眯眯地说请我们吃宵夜。”
“八点多的时候突然心跳停止,被送进icu抢救,十点多的时候就没了。”其实对于我来说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,住在肿瘤科,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各个病房里传来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声,刚开始我会感到恐惧、无助,后来见多了就只是感慨生命如此脆弱。我唯一庆幸的是,我还活着,我还有时间挥霍。
“你不要想太多,”林雪如安慰我,“他只是解脱了。”
“嗯,你也不要想太多,早点休息吧。”我说。
“嗯,”林雪如说,“我们都要好好的。”
我熬过了这一次化疗,虽然我开始不断地需要吸氧维持生命。
刚开始早晚吸两次,后来变成了24小时都要吸氧。出院后,我哥又给我买了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型制氧机,机子虽然小,但是可以够我用一整天,我每次出门都把它背着。
我妈时常带我在小区里散步,用她的话来说,天天待在家里身体更差,我要多出门把肺功能重新锻炼回来,偶尔会有人对我鼻子上挂着的氧气管投来异样的目光,不过我毫不在意。
余小波来家里看我。他是来送水果的,前天他的果农亲戚给家里送了几箱苹果,反正也吃不完,他骑着电驴大老远跑过来给我也送一些,顺带慰问一下我。
“所以这玩意是摘不掉了?要一直戴着?”余小波指着我的氧气管问。
“也不是,但最近总觉得憋得慌。”我说。
“不如我把我的肺切一点给你?”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,“不是有新闻报道嘛,女儿得了肝病,母亲切一点肝捐给女儿,女儿就痊愈了。”
“滚,”我骂他,“我看你生物课都白学了!”
余小波看见我变成这样,表情有些难受:“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?王柯那小子太讨厌了,把行李箱和杂物都放你床上了,那洗脸盆还搁你书桌上呢,被我一脚踹开了,哪儿能这样啊,你还没死呢,还要回去和我们一起开黑呢!”
我摆摆手,休学一年多,学校的事我已经忘得七七八八:“哥现在不想管这些事了,哥正忙着渡劫呢。”
林雪如
这个月对我来说最难过的事就是东边的码头禁止入内,意味着我和周以鹿有一段时间不能再去那里坐着聊天了。
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以鹿,他也表示很难过,南边的码头对于我们说又太远了。
“干嘛非要到码头去?可以找个公园什么的安静点的地方嘛。”爸爸说。
也只能是这样了。
再见到周以鹿的时候,他戴了顶渔夫帽,背了个双肩包,还是那么干净利落,不同的是,他鼻子上挂着氧气管。
我不知道他已经到了出门都要吸氧的地步,早知道这样,我就不约他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