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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节 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（第2页）

八月，欧阳修又就宋夏战事上札子。

由于宋夏和议陷入马拉松式的谈判中，宋夏战场谈谈打打，打打谈谈，甚至边打边谈。八月，仁宗诏令范仲淹为参知政事。欧阳修风闻韩琦听说此事后，欲自己一人前往西北，担任陕西宣抚使，负责宋夏战场的全盘事宜。在权衡了范仲淹、韩琦二人的长处和短处后，欧阳修上了《论范仲淹宣抚陕西札子》（宋）欧阳修著，李逸安点校：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一百。，他认为就二人在陕西民众心目中的威望而言，范仲淹更高一些，“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骨寒。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”（宋）朱熹：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七之二，四部丛刊缩印本。民谣，也是明证之一。所以不如把二人的位置暂时调换一下，等战争结束后，让范仲淹再回朝担任参知政事。从朝廷后来的任命看来，朝廷并没有接受欧阳修的建议。

宋夏和谈谈了三次，没有什么进展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八月，宋廷又派秘书丞张子奭等前往西夏，进行第四次和谈，欧阳修知道后，又上了《论乞不遣张子奭使元昊札子》（宋）欧阳修著，李逸安点校：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一百。。

欧阳修指出：前三次谈判，西夏使节全无逊顺的意思，现在朝廷又派张子奭等前去谈判，而且是到延州之后，等候西夏派人来接，现在正是谈判桌上双方激烈争夺的时期，就看谁的谋略更高一筹，朝廷尤其不可显示出怯弱。元昊即使派人前来迎接，也是释放出和谈的假象，让大宋放松戒备，然后突然发动进攻，一旦这样，为之奈何。况且元昊此前已经屡用此招，或者扣留大宋使节，或者将使节杀害，这些行为，都会让大宋蒙羞，悔之莫及。或者把张子奭等晾在延州，不来迎接，进退两难，何等羞耻呀！况且此次谈判，又没有什么值得谈判的新东西。朝廷如果认为元昊可以臣服，就调大兵压境，派苏秦、张仪之类的辩士，前往西夏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促其尽快达成和议。如果认为不行，何必派遣使节？如果准备采用拖延的策略，不如将在延州扣押的西夏使节如定放回，好言好语相待，答应多给元昊一些赏赐物品。如果同意这些条件，就派使节通知大宋知延州官员，双方再进行谈判，不关闭和谈的大门。

欧阳修坚决反对与西夏和谈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鉴于五代中原政权与辽国交往的惨痛教训。他引《新五代史·晋臣传》为例加以说明：“晋氏之事，维翰成之，延广坏之，二人之用心者异，而其受祸也同，其故何哉？盖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，常见其祸，未见其福也。”（宋）欧阳修撰，徐无党注：《新五代史》卷二十九《晋臣传·景延广》后结语。最后以重复两次的“可不戒哉”结尾。说明他对契丹和党项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。（三）大辽才是强敌

宋夏战争期间，欧阳修尽管非常关注战场局势的演变，但是，他关注更多的是北邻辽国的动向。他深知辽国才是赵宋最大的威胁。

庆历三年（1043）六月，欧阳修又上了《论河北守备事宜札子》（宋）欧阳修著，李逸安点校：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九十九。，其中写道：目今朝廷与西夏之间正在议和，近日听说守卫北边边城的臣僚频频得到辽国送来的外交文书，询问朝廷与西夏议和的事宜。如果确实是这样，必须高度警惕，臣认为天下之大患，不在西北，而在北方，辽国始终是大宋最大的威胁。自澶渊之盟以来，将近四十年，双方虽然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，但是辽国动不动就向大宋提出财物或领土方面的无理要求。辽国不似我大宋这样的礼仪之邦，信守盟约，而是遇强就弱，遇弱就强，和平时期尚且这样，如今趁着大宋与西夏战争的时期，不知又会提出什么更无理的要求。辽国如果有询问宋夏议和事宜的外交文书送来，则说明其奸计已经萌发，如果大宋与西夏不能达成和约，它势必责备大宋违约；如果达成和约，辽国又视自己为调和功臣，向大宋提出无理要求。不出几年，辽国可能对大宋发动战争。但是，大宋在河北地区的防务不能令人满意，多年以来，苟且偷安，必须马上改变这种局面。

欧阳修所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。澶渊盟约签订后，大宋一切加强边境防御的措施，马上就会被辽国知悉，其后果轻则是导致外交交涉，迫使北宋停止相关的防御设施的修筑；重则是举兵相向，导致战争，内忧外患加剧。而北宋朝廷内部，一部分官员以为只要北宋严守盟约，不给辽国以任何破坏盟约的借口，辽国就不会找事，所以只要与辽国接壤地区的官员一有修筑城池类的行为，就被他们责为“生事”。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大宋君臣内心的“恐辽症”在作怪。

欧阳修在札子中接着写道：目今河北十几处边郡地区，应该精选将才，让他们守土有责，在各自守卫的地区，实施积极的防御措施。欧阳修具体谈到两个地区，一是真定府（治今河北省正定市），知真定府张存，此前在延州（治今陕西省延安市），面对西夏军队的进攻，进不会攻、退不会守。在范仲淹到宋夏战场后，他说母亲年老多病，需要他回去尽孝。朝廷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，却让他改知真定府，如此用人，真是笑话。知定州（治今河北省定州市）的王克基，典型的平庸之人。二人负责守备的地区，却都是与辽国接壤的要地。其他州郡，不称职者居多，恳请皇上诏令两府官员，将边境要地的主要长官，全部斟酌一遍，不称职者赶快调换。

欧阳修在随后的札子中，又一次谈到河北边关要地用人不当的例子。

后来接替张存的知真定府郭承祐，此前知澶州（治今河南省濮阳市）期间，只知道修筑城池，几乎导致兵变，可因为他是舒王赵元偁的女婿，竟然又改知真定府这样的战略要地，有朝臣提出不同意见。二府大臣则说：“虽然也知道他能力不强，但是，除他之外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。”（宋）欧阳修著，李逸安点校：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九十九《论郭承祐不可将兵状》。用人的逻辑竟然是瘸子里面挑将军。

欧阳修在札子中除抨击郭承祐外，又谈到另一个更坏的例子。这就是葛怀敏。了解葛怀敏的人都知道他能力很差，最大的缺陷是既无谋略又刚愎自用。韩琦在给仁宗的一封上疏中谈到，葛怀敏来战场之前竟然没有在军队履职的经历，与书生没有什么不同。范仲淹及大臣王尧臣等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，可朝廷对于这样的将领照用不误。朝廷的错误导向，导致葛怀敏面见范仲淹和韩琦时，竟敢傲慢无礼。宋军在定川砦（今宁夏固原县中和乡）被西夏军铁壁合围，最终葛怀敏等十六员战将战死，部众九千余人被俘，仅极少数将士生还，葛怀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当时任命葛怀敏时也有不少大臣提出异议，但是二府大臣反驳的理由是“舍怀敏，别未有人，难为换易”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四二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版。。大宋竟然找不到一个比葛怀敏强的人，真是十足的笑话。（四）攘外必先安内

仁宗在位时期，虽然是宋朝思想、文化等发展的巅峰时期，但是也发生了几起小规模的起义和兵变。

庆历三年（1043）五月，驻守沂州（治今山东省临沂市）的禁军士兵王伦杀死军官朱进后，率领四五十名兵士叛乱，在官兵的追击下，转而南下，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，在楚州（今江苏省淮安市）、泰州（今江苏省泰州市）一带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沿途各县负责治安的官员，手下只有数十名战斗力很弱的士兵和差役，根本无力抵抗。县官们或是望风而逃，或是干脆开门揖盗。

最典型的是知高邮军（今江苏省高邮市）晁仲约，由于兵少力弱，干脆打开城门，让盗匪进城，又让城内的富民出钱，以好酒好肉招待，临走之前又赠以丰厚的礼品，以求得县城的平安。

欧阳修获悉此事后，马上上了《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》（宋）欧阳修著，李逸安点校：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九十八《论按察官吏第二状》。，其中写道：

后汉、隋、唐三朝国家的覆灭，都是首先始于军队发生小规模的叛乱，然后盗贼蜂起，导致局势最终不可收拾。近年来，各处也不断出现军贼叛乱的事情，必须高度警惕。假如王伦等如滚雪球一样，势力越来越大，向南发展到福建、广东一带，然后以南岭作为防御的屏障，再向西占据富庶的四川一带，形成割据之势，吾将奈何？

欧阳修提出五方面具体的措施：

第一，寻找到朱进的后人，若有男儿，奖励他一个官职，让他参加剿除叛贼的行动，报杀父之仇，并允许他乘坐驿马，跟随围剿王伦的士兵一起行动。

第二，王伦的叛军目前虽然达到了几百人，其中大多是被迫胁从之人，陛下应该马上下诏，明确除王伦几人外，其他胁从之人，只要投降，都可以予以赦免。先安慰这些胁从人的家属，让他们给被胁从人写信，如果能够杀死军贼接受招安者，给予重奖。

欧阳修在最后特别指出，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这样的胁从人归附官军，应该马上对他们进行奖赏，以体现朝廷的信誉。

第三，王伦叛军经过的地区，此前已经发生过军贼的叛乱，万不可让他们勾结到一起，可诏谕这些叛军，如果能够杀死王伦叛军前来归附者，也给予重奖，这样使他们相互猜疑，不致勾结到一起。

第四，出榜招募各处未能及第的举人、山林隐士以及犯罪逃亡的人，如果能够潜入贼营杀死其首领或者设计把他们诱入官军埋伏圈者，也给予重奖。即使达不到以上目的，也使军贼疑心加重，不敢招募这些人作为智囊。

第五，江淮地区各州县的厢军，必须由朝廷派一个重臣前去协调指挥，避免各自为战从而出现被各个击破的局面，另外还应该派部分禁军前去，增强战斗力，早日解决问题。

从该札子可以看出，欧阳修的建议，很有针对性、可行性。

欧阳修随后又在另一个札子中指出：夷狄（指辽和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）之患，只是肘腋之患，可以解决。而盗贼之患，乃心腹之患，最让人担忧此观点为宋太宗最早提出。。因此，对于晁仲约这样的官员，必须严惩，以儆效尤。对于英勇剿除军贼的官员，应该给予重奖。（五）心在朝廷不论大事小事

庆历新政期间，欧阳修利用谏官可以“风闻言事”的优势，针对朝廷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，屡上札子，进行弹劾，甚至拿仁宗宠幸的妃子开刀。

宋代官员父母去世之后，必须解职丁忧。丁忧期限名义上是三年，实际上是两年零一个月，丁忧期间有不许娶亲、生子等规定。但是，有些官员为利益和欲望所驱，偷偷违犯规矩。这些行为一旦为台谏系统的官员知道，便将上札子给皇帝，予以严惩。

欧阳修在庆历二年（1042）所上的《论杨察请终丧制乞不夺情札子》中，即指出两例违规事例，一是茹孝标居父丧期间，偷偷跑到东京，奔走于权贵之门，谋求起复的机会，已经被御史弹劾。二是新科进士南宫觐，母亲去世之后，隐瞒不报，更不丁忧，且在丧期得官并娶妻，此案正被司法机关审理。

欧阳修认为此类事例出现的原因是，朝廷很长时间以来不注意奖励严格遵守规矩的官员，导致风俗大坏，而风化之本，贵在由上而下，以官风带动民风。

接下来欧阳修举了一个丁忧模范的例子。龙图阁待制杨察守母丧期间，朝廷下令夺情，但是，杨察却屡屡上奏，请求朝廷给他守丧期满的机会。欧阳修就此事写道：“臣子的行为标准，就是忠与孝。杨察是景祐二年（1035）进士中的佼佼者，又是宰执晏殊的女婿，现在是官家的近侍，却能够率先垂范，纠正颓废的风气。鉴于目今的情况，官家应该褒奖杨察的行为，成全他的孝行，且在官员中树立为典范，况且杨察所负责的又不是军国大事。好不容易出来一个丁忧的模范，朝廷又要夺情，对杨察而言，使其对亡母有愧；对国家而言，失去了一个树立新风尚的好机会。”（宋）欧阳修著，李逸安点校：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九十七。

仁宗见欧阳修言之成理，废除了让杨察夺情的诏令。杨察终丧之后，成为官家的近侍，不久，又成为翰林学士。

庆历三年（1043）冬天，欧阳修风闻仁宗宠幸的张美人生下皇女后，仁宗诏令于左藏库调取八千匹绫罗，赏赐张美人。于是，他马上写了《上仁宗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》（宋）赵如愚编：《宋朝诸臣奏议》卷二十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版。的札子，指出时值寒冬腊月，染院的工匠不得不破冰取水，染练供应，直至欧阳修写札子的时候，此项工作还没有做完。八千匹绫罗，一定不会是张美人和皇女所使用的，肯定是趁机为其亲友所索取。天下都知道官家平素生活异常节俭，怎么会允许这种有碍圣德、有碍国体的事情发生呢？

总之，欧阳修在做谏官期间，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，不管被弹劾的人背景有多大，只要损害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，就要放胆直言，穷追不舍，力争问题解决为止。